雾中悟

如此之多的人通过ＱＱ群和短信来怒骂王石、姚明和所谓的“铁公鸡”，这种亢奋的群体行为，值得骄傲，还是需要悲哀？我感到，在我们国家发生这样的道德批斗浪潮是很自然的，算得上后极权主义时代病征的典型。毕竟，从小到大，活着的我们所接受的都是极为高调的道德教育，这种教育使得民众在特殊时刻里会集体性地自觉拥有某种共通的道德制高点，可以对那些没能达到他们的道德要求的人发号施令；这种道德优越感的群体性发作，我相信跟我党一贯采用居高临下的道德宣教思维关系莫大。民众的此类行为，其实颇具群众暴力的性征：以集体利益的名义，强迫别人捐款，无形中实质上构成了道德对个体的专制，所摧残的，是个体自由的尊严——在捍卫个体自由的路途上，集体伦理的重量往往是独立的卑弱个体所无法承受的；在千夫所指的道德战场上，抗争的个体所将承负的命运不难想象。王石退怯了。如果是早三四十年，像王石之流所要面对的只有被“狠斗一私念”的残酷命运，所要捐献的恐怕不仅仅是更多的金钱，极可能还得祭上他们的泪与血，哪还有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从这层角度而言，我们国家确实在悄悄地变迁着，在颠簸曲折中告别丑陋与阴暗。然而，无论追求的目标多么神圣、高尚和正义，如果据此就自以为有了道德的优势，可以义正言辞地挥舞着道德的大棒，用一种强制的方式来挥打别人去屈从，这种观念和行动方式本身我认为是反道德的，是一种极其危险和很难觉察的恶。追求目标的正义固然值得赞许，但还有一种也许更为重要的正义需要我们去长久的坚守，那就是实现目标的过程的正义；正是由于在我们民族的历史里，从来不去在乎更没有人去反省过程或手段的正义与否的重要性，使得民族的悲剧一再发生，普通人一再被野心家们视如草芥，充当争权夺利的工具。台湾这次政权的平稳交接，再次向我们展示了通过非暴力的手段来实现权力的更替对我们来说并非遥不可及。台湾之于大陆，我相信会越来越具有一种实验性的历史意义。

下午逛书店找P.蒂利希的《存在的勇气》，遍寻不得。倒是看到美国女哲人玛莎·纳斯鲍姆《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和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一书中这么一句话，印象比较深：“人，唯其脆弱，才有力量，才有美，才有卓越和高贵。”

不可思议的分数，更不可思议的林瑶！
昨晚查完林瑶的成绩，我真不敢相信，甚至还一个劲地跟身旁的同学说，我朋友的分数怎么可能这么高，是不是系统出错了？！打电话告诉林瑶分数时我还先说了句，你的分数我不相信呀，哈哈。当然，这是连她自己也很惊讶的分数，尽管事后看来其实也是相当合理滴。应该说，这次考试数学和专业课都算难，海峰和林瑶考完后也都觉得自己考得不是很理想。前两天林瑶跟我发短信，满怀忧心，我还安慰她，只要你考到335分，单科不要过不了线，再有支援西部计划的10分加分，就还有上线的希望。下午我查到了她的排名，告诉她好好准备复试就行啦，她还怕财大忘了把她的10分加上！我很干脆地跟她说，这种加分财大爱给就给，不给拉倒！我跟她算，复试的时候按百分制，初试成绩只占50%，10分也就顶个1分，意义反正不是很大。
时光变化好快。回想元旦的时候，自己还特意坐火车去南京呆了四五天，帮林瑶扫专业雷。我记得那时离考试只剩20来天了，由于复习得比较晚，她还有不少宏微观模型没来得及搞懂呢，我跟她都有点着急。那几天天气也冷，白天我们在她男友的学校南医大的空调教室里复习，我么先自个温习温习范里安的书里那些比较难的模型，然后在我们仨一起吃饭的时候，给她逐个地分析模型的逻辑推演过程。略感遗憾的是，当时由于连着几天地看微观教材，实在有点烦，就没给林瑶分析宏观的重要模型，结果，这次考试宏观才是重点！当时只要稍微给她说一下宏观书里几个重要的模型，相信分数至少还能多个15分。很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下午林瑶说很感谢我、没有我会怎么怎么之类的话，我非常非常谦虚（谦虚好像不是俺的美德吧。。。）地回应她，这次能考好完全是因为你自己一贯有的极认真的读书态度。女孩子在态度问题上，往往表现得比较可怕～～

从近来的阅读体会来看，我的感觉是，由于长期处于一元化的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之下，中国人的大共同体意识深入骨髓，而小共同体自治精神受到了制度性的压制，最典型的当然就是郡县制，以及强化这种制度的科举制和编户齐民制度。诚如薛涌在《学而时习之》中所言，不能说中国古代没有维护小共同体自治的思想资源，只是由于贵族制的没落，像孔子所宣扬的礼仪之制及其所依附的政治思想才会没了市场，并且当后人离贵族制的历史语境越行越远，孔子的思想蜕变成单纯的心性之学也就不足为奇了，而《论语》的地位到后来更是盖过了六经。（脱离了孔子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命题，我们对《论语》的理解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彻底的误读。）只是到了明清之际，经历了中央集权统治的酷烈，才有黄宗羲认识到，相比起来，宗主——分封制要比中央集权制的构设来得好。归根结底，郡县制及随之衍生的制度设计最要命的地方在于，它使各个地方的政治、经济实力彻底丧失能强大到与王朝家族势力相抗衡的可能，而要使地方自治或者说小共同体自治产生，就必须首先有中央王朝与地方势力之间稳定的制衡机制。在宗主——分封制下，周天子所要担心的是封国贵族是否会听话；而在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下，帝王所要担心的则是如何管好官僚阶层，如何让这些官僚完全服务于王朝的家族利益，成为权力剥削的忠实工具，于是历代帝王都施行了先秦法家所宣扬的“明主治吏不治民”的统治之术。
在日本江户时期，这种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制衡经由幕府大将军和地方大名之间的博弈得以巧妙的实现，当然，我想这其中虚君制的存在是这种制衡能长久的原因之一，因为虚君制不仅能从意识形态上起到维护日本的统一（日本的虚君制能够实行，应该说得益于日本人独特的民族起源的神话传说），也使得制衡机制有了缓冲的余地，而不会像古代中国一样动辄来一次农民起义。有了这样的制衡，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江户时期的地方自治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以至于有不少当代学者认为日本明治维新能够成功，其实是江户时期的地方自治奠定了崛起所必需的物质、思想及经验的基础。所以，我非常赞同薛涌在《学而时习之》中论述的观点，他说：“文明的动力归根结底来自社会基层。当一个文明给你提供了稳定的制度框架，让你能够通过和邻居们合作，以自治的精神来管理社区的事务、增加社区的利益时，这个文明就生机勃勃。当一个文明把这种基层权力转交给高高在上的政府，让那些对地方社会既不了解、也没有利益承担的官僚来代老百姓做出决定时，这个文明不管开始时多么强大，也会逐渐失去动力。任何在现代社会中成功的文明，都含有强大的基层社会共同体的基因。”
以上还都是从比较宏大的角度来把握中国人为何会缺乏小共同体自治精神。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天生就缺少自治的基因，绝非如此。下面我引一段陈志武给《1979-2006中国金融大变革》一书所写序言中的一段话：
“为什么在中国处于“无政府状态”的1910年代和1920年代里证券市场反而发展得最快？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那期间政府信用很低，因此“官办”或“官督商办”都不一定能给企业带来更高的信用，“官路”不通。根据同样的道理，那时政府对市场、经济的管制很弱，也顾不上。在这种环境下，华商必须自发形成自己的行规，为市场交易创造所需的制度环境。一方面，那时期的民间行会发展迅速，对同行的契约行为和声誉进行主动的规范。比如，上海钱业公会、上海股票商业公会、银行公会、信托业公会等对相应行业的准入、退出和处罚都有详细的行为规则，这些民间自发、自律的行为组织更加有利于市场诚信的建立和维护，是行业内部的契约执行机制。另一方面，当时的不同租界均有自己的法院或仲裁机构，因此除了民国法院外，商业交易的双方还可选择其他法院作为其裁决机构，这反过来促使各法院相互竞争。其结果是给上海等地提供了越来越可靠、公正的外部契约纠纷解决机制，使上海的金融发展有了更可依赖的制度架构。当然，民国初期的金融发展和制度变迁在1930年代开始回落，起因是国民政府在南京落户之后即插手并试图垄断金融，使得银行等金融机构更多受政府支配、为权力效劳，民间自发的制度空间开始受压。”
现在很多人都为党中央权威的逐渐失信感到无比痛惜，愤愤地以为像良宇那种不听话分子就应该杀。在我看来，中国地方政治及经济势力的崛起正是一个好的历史转变契机。中国自秦施行郡县制以来，地方的政治实力可以说从来没有像如今这么强大过，现在的政治治理模式倒有点类似于西周的宗主——分封制的感觉。地方实力的崛起，改变了解放后中央号令一统天下的局面，地方开始逐步有了和中央权力相制衡的资本。如果说不久前的中国还只有一个强大的极权式政治利益集团，而今的中国利益集团却开始趋于多元化。有了这种小共同体和大共同体的多重博弈和相互制衡，我们也就可以放心地说，至少文革那样的历史很难重演；进一步地，我们也许可以开始更乐观地预期中国历史的未来方向。我想，在当今的历史背景下，任何良好制度的产生和切实执行，即需要模仿，也需要多元现实利益的博弈和推动；任何乌托邦都很美好，但由于没有坚实的现实根基，也就注定了它们的无比脆弱。
“美国宪法是美国建国初期多元利益集团谈判和妥协的结果；宪法所创立的也是一个利益群体之间相互“谈判”和妥协的政治机制；在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上，不同的利益集团（或群体）因应不断变化地历史环境，利用依宪法衍生的宪政机制，就各自的利益和联邦的“公共”利益的定义和定位，相互进行一种连续不停的谈判和妥协；谈判和妥协使旧的宪法原则和实践得以修正，使新的宪法原则和实践得以产生，宪法的生命力因此不断得到更新，成为一部“活着的”宪法。”——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
纵观历史和现实，我相信任何一个社会共同体如果意图长久地保持繁荣和发展，就必须维持一个开放和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如果没有竞争、没有开放的竞争意识，也就失去适应时代变化的最坚实动力。到了历史演变的今天，落后国家的比较优势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它们能够模仿强国这种维护公平竞争的“好”制度，而不用像美国开国史所展现的那样，需要各个邦州之间政治、经济实力的激烈博弈乃至动用战争这样残酷的成本付出才催生出美国式成熟的宪政民主；也使得不用先通过中央和地方实力的博弈来实现政治势力的制衡（特别是那些有着悠久的专制传统的国家）成为某种程度的可能。实际上，担心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对我们来说是多余的。自从奠基于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思潮全球化以后，在自由主义这种国家——个人之间对立的二元政治哲学观念的开启下，目前来看，只有三权分立的原则及代议制才能比较好的解决这种二元的对立冲突。只要我们中国人确实感觉到了国家权力并不是和你个人权利完全和谐一致，乃至很大程度上是冲突的，这种冲突要想尽可能的减少，至少从经验来看只能付诸经由众多国家实践的三权分立及代议制的制度框架；我们尽可以在这个大框架之下做些更为具体、巧妙乃至有所超越的制度设计，但这种设计的宗旨或目的是不变的，即要尽可能巧妙地制衡和限制国家权力、减少它与个人权利之间的紧张，这跟西化没有任何关系。如果真要说中国人什么地方西化了，跟王朝专制下的中国人那种家国同构的观念有了什么不同，那首先得说，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里，其政治哲学的预设或者说权力观是一元化的，只是通过跟西方列强的或主动或被动的交流与对话，包括文革那种历史经历，在不同程度上促使中国人越来越意识到国家权力跟个人权利之间是有冲突的，国家权力是不可全信的，国家权力并不像她所宣传的那样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从而逐渐使中国人从对“权力”的恭敬与尊崇走向对“权利”的启蒙与觉醒。西方中心主义也许还涉及到更广泛的层面，如艺术、宗教、科技等，但所有这些层面中最重要的当然是政治观念层面，正是政治观念及与之相应的制度构设在最大可能的规制着一个共同体的历史走向和生活其中的个体的命运。这是个自由泛滥的时代，如果在这样的时代里真有什么中心的话，那就是——个人中心主义，其它任何或西或东的中心论都是虚幻的。在我看来，自由主义首要的贡献在于宣扬人类在个体自我权利意识觉醒后所展示的非凡的政治智慧，只有当你打心眼里觉得这种政治智慧是高明和必要的时候，才可以说，你信仰了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人类伟大的现实主义的结晶，它从来都不是乌托邦，不会把你带入天堂或大同世界，它只是告诉你，在现时代里，如何活才更好些。

都说经济学是门创造和提升人类福祉的学问，有人却一个劲地怀疑，这是吹的吧？告诉大家，真金向来不怕火炼！对经济学家来说，直面生活好还是逃避现实好这完全是个伪问题嘛。在给定一个人现有的幸福拥有量和时间的既定约束下，按照经济学家发现的最伟大的世界客观规律之一——边际原理，如果你感觉自己直面生活的时间花得过多、力度下得过猛，导致连自杀的想法都产生了，这就说明你确实太过直面生活了，此时应该毫不犹豫地增加逃避现实的感受时间和力度，最后当你感觉多直面一点生活和多逃避一点现实这两者所得到的幸福度是相等的时候，经济学家就会宣布，你已经达到了给定约束下的最佳幸福状态！如果每个中国人都能用经济学思维思考问题，经济学家坚信，中国的前途必将远远超过美国，成为人类乃至宇宙有史以来最伟大最幸福的共同体也绝对不是不可能滴！大凡不按经济学原理为人处事的，必定不会幸福，但是，按经济学原理为人处事的，不一定会幸福，因为，给定的约束是可能会变的！深一步地说，人类有了经济学家不一定会幸福，但是，人类要是没有了经济学家，万万不可能会幸福！听起来似乎有点玄乎，不过，历史事实证明，正是由于人类这么漫长的历史大部分时间都逃避用经济学原理办事，所以才会走这么多弯路，也就是说，如果人类能从猿变成人的那一瞬间就开始用经济学原理按经济学原理办事，毫无疑问，现在的地球就是天堂——很可惜，历史没有如果！这么一说，有些人就开始不服气了，就想狠狠地刁难一下经济学家，于是问经济学家，既然经济学被你们说得那么牛叉，那她究竟有多少叉？在紧张地思考了三分钟后，经济学家中最伟大的一位冲出来回答道，经济学有四大叉，一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二鱼和熊掌不能兼得，三羊毛出在羊身上，四多做雪中送炭的事，少干锦上添花的事！那些刁难的人更糊涂了，就凭这四个傻叉叉，经济学也评得上万能的称号？！呸！值此关乎经济学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最伟大的中国籍经济学家跳了出来，愤愤地喊道，连毛主席他老人家都有资格评上万岁，经济学再怎么说也是门社会科学，难道会比一个人还不如吗？！无知！此一喊，群山倾倒，众人咸服。从此，人类在经济学四大叉理的光辉照耀下过上了在天堂也不一定享得到的幸福！

人生的路，多半走一步看一步。想象的美好，多半敌不过命运对你的残酷。如果命运毁了支撑你活下去的信念之石，伤了你的神圣处、脆弱处，那便是你的宿命、你的不幸。只有极少的幸运儿，命运赐了她们无尽的生命力，无论身受何样打击，始终不灭活的勇气。——我是在劝人活下去吗？冷酷的说教，无情的药方。可是，直面生活好，还是逃避现实好？我说不好，天知道。我只能确信，死亡的幽灵总喜欢出没在封闭的心界里。

近来试务繁重，但还是忍不住想偷空看几位了不起的女人写的书。老实说，我买的书男女比例极其极其严重地失调，当然了，这绝非俺故意以至此。此番密集阅读她们，也算是弥补俺的无心之过吧，呵呵。
美国西尔维娅·普拉斯的《钟形罩》
萌萌的《萌萌文集》
方方的《乌泥湖年谱》
美国萨拉·凯恩的《萨拉·凯恩戏剧集》
法国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法兰西组曲》
其中有初读，也有重读———只是，都与经济学无关。。。

因几天前和朋友逛书店时看到又出了本曹乃谦的书《佛的孤独》，起意重看一番手头有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今天开始重看了几篇。曹乃谦的故事简洁而纯粹，体现着极其纯正的汉语言叙事。我很惊讶，曹乃谦竟能如此原始如此赤裸地呈现出温家窑人的生、死、爱、欲，以及纠葛其中的命运。同时看了部分《奈保尔家书》。奈保尔很幸运，有个那么志同道合的老爸。很羡慕奈保尔，不愿太多联想到自己，这会使自己失落，宁愿憧憬未来的自己会是个好父亲。 

在我已读到过的佩索阿的文章中，此篇的论说罕见的自信和有力。佩索阿认为任何一种行动都代表对一个精神秘密的某种侵犯。他在《完美止于行动》一文中这样诠解行动：“行动是一种思想的疾病，一种想象的癌症。投入行动就是放逐自己。每一个行动都是不彻底和不完善的。”

世界属于麻木不仁。成为一个务实人士的起码条件，就是所有感觉统统缺席。在日常生活中，要获得主导行动的最重要品质，有一个强大的意志足矣。眼下有两样东西进入我们的行动方式——敏感和分析性的思想，而思想终究不过是加上感觉的思想。就其最本性方面而言，所有的行动都是个性向外部世界的投射。考虑到外部世界是众多他人生命存在的大规模构成，接下来，任何这样个性的投射都将卷入对其他人的路线相交，视行动方式的不同而对他人形成侵扰、伤害或者践踏。
一个人无法想象他人的个性，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