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中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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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之多的人通过ＱＱ群和短信来怒骂王石、姚明和所谓的“铁公鸡”，这种亢奋的群体行为，值得骄傲，还是需要悲哀？我感到，在我们国家发生这样的道德批斗浪潮是很自然的，算得上后极权主义时代病征的典型。毕竟，从小到大，活着的我们所接受的都是极为高调的道德教育，这种教育使得民众在特殊时刻里会集体性地自觉拥有某种共通的道德制高点，可以对那些没能达到他们的道德要求的人发号施令；这种道德优越感的群体性发作，我相信跟我党一贯采用居高临下的道德宣教思维关系莫大。民众的此类行为，其实颇具群众暴力的性征：以集体利益的名义，强迫别人捐款，无形中实质上构成了道德对个体的专制，所摧残的，是个体自由的尊严——在捍卫个体自由的路途上，集体伦理的重量往往是独立的卑弱个体所无法承受的；在千夫所指的道德战场上，抗争的个体所将承负的命运不难想象。王石退怯了。如果是早三四十年，像王石之流所要面对的只有被“狠斗一私念”的残酷命运，所要捐献的恐怕不仅仅是更多的金钱，极可能还得祭上他们的泪与血，哪还有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从这层角度而言，我们国家确实在悄悄地变迁着，在颠簸曲折中告别丑陋与阴暗。然而，无论追求的目标多么神圣、高尚和正义，如果据此就自以为有了道德的优势，可以义正言辞地挥舞着道德的大棒，用一种强制的方式来挥打别人去屈从，这种观念和行动方式本身我认为是反道德的，是一种极其危险和很难觉察的恶。追求目标的正义固然值得赞许，但还有一种也许更为重要的正义需要我们去长久的坚守，那就是实现目标的过程的正义；正是由于在我们民族的历史里，从来不去在乎更没有人去反省过程或手段的正义与否的重要性，使得民族的悲剧一再发生，普通人一再被野心家们视如草芥，充当争权夺利的工具。台湾这次政权的平稳交接，再次向我们展示了通过非暴力的手段来实现权力的更替对我们来说并非遥不可及。台湾之于大陆，我相信会越来越具有一种实验性的历史意义。